纪录片《太阳之下》(Under the Sun)讲述了8岁朝鲜女孩珍美（Zin-mi）准备加入“朝鲜少年团”的故事。这是一个由执政党劳动党管理的组织。珍美的母亲在豆浆厂工作，父亲是服装厂的工程师，一家三口享用丰盛的家宴，乘坐平壤一尘不染的地铁，并瞻仰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青铜像。

在视频中各种光鲜亮丽的镜头下，有一个问题：这些都是假的。

朝鲜政府为影片挑选演员，为他们写好台词，找人指导他们说台词，全剧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管理。现实中，珍美的父亲是个记者，她的妈妈是餐厅的服务员。

该片导演维塔利·曼斯基，一位继承弗雷德里克·怀斯曼与D·A·彭尼贝克的“真实电影”传统的纪录片导演。在拍摄前，朝鲜政府与导演签订了合同。合同规定，除了提供剧本、演员和指导，朝鲜政府还要审查每天的拍摄成果，对成片保留最终的批准权。曼斯基不能同演员交谈，也不能拍摄任何未经批准的场景。面对这样的荒诞条款，曼斯基仍然坚持要去拍摄。“我感觉自己的幻想烟消云散了，”他说。“我相信可以拍出我想拍的电影。我有很多在受限制的地方拍摄的经验，比如军营、监狱或者克里姆林宫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总是可以想办法展现这些环境的真实本质。我觉得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朝鲜政府的需求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让世界看到真实的朝鲜。”

极端的限制需要有极端的应对措施，于是，曼斯基使用了新闻暗访的技术手段。他在朝鲜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让机器整天都开着，记录了每一场戏的布置、排演和重拍的全过程。有一次，审查人员在牛奶厂让工人们反复拍摄了好几条，直到他们表现出恰到好处的热情。还有一个拍摄指导训斥珍美，“不要像演电影似的。自然点，就像在家里一样。”

《太阳之下》在爱沙尼亚的塔林黑夜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奖后，朝鲜外务省向俄罗斯外交部发送书函，要求：禁止电影上映，销毁电影，处罚导演。同时，朝鲜政府邀请曼斯基重返朝鲜，讨论一桩“紧急事件”。“我不傻，”他说。“我知道如果我回去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电影中是 2015 年的平壤，一个国家的首都。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标准，还要靠摆拍才能显得不那么狼狈不堪。在平壤，不允许残疾人（除了军人）居住，城市之间走动要申请通行证，入关不能带手机。

这是一个 2015 年的首都，他们在一年年的重复着歌颂的生活，看不到未来。

——“想一想开心的事”

——“想不出来”